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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半月談2020年第五期（半月評論）

    風險社會，別讓短板絆倒基層

    半月談特約評論員 彭宗峰

    基層是國家治理的基礎，也是防范化解社會風險的前哨。這個前哨作用發揮如何，直接影響整個風險治理體系的成效。

    20世紀80年代，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首次提出“風險社會”理論。如今，理論已成現實。環境污染、氣候變化、安全事故、疫病暴發、網絡安全以及核威脅等，塑造出復雜的風險社會。

    風險社會是現代化的產物，也是人類邁向更高文明形態的必經階段。在傳統農業社會，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，人類總體上受自然支配，自然風險是主要風險。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以及工業化、城市化的加速推進，人類活動造成的風險逐步取代自然風險占據主導地位，所帶來的威脅也不可同日而語。

    同時，各類風險不再相互孤立存在，而是相互關聯、相互轉化，風險的復合性增加。借助當代社會便捷的交通、通訊條件，各種風險既可以跨地域、跨層級傳播，由地方風險演變成國家甚至全球風險；也可以跨領域關聯，由社會風險衍生出經濟、政治甚至意識形態風險。各種風險的跨地域、跨層級、跨領域復合，形成風險疊加效應。

    而且，由于風險的多源性、多樣性和復合性，風險生成路徑逐漸變得不可確定；又由于傳統分析技術的失靈及新型分析技術的不成熟，人們對風險的認識出現了斷裂和盲點。兩方面因素相互疊加，風險的不確定性增強了。

    隨著社會的加速發展，我國已進入風險社會。面對風險，基層最為薄弱。基層在一個相對有限的空間里匯聚了各類人群、組織、實體和功能，本就是各種潛在風險的聚集地和風險傳播的源頭或中轉站，這對基層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。

    近幾年，隨著我國風險防控體系和應急管理體系的不斷完善，基層的風險應對能力有所加強。但與正在加速形成的風險社會相比，基層風險治理短板仍存，基層風險治理水平亟待提升。

    認識上有偏差。由于不具備風險社會知識、不掌握風險識別手段，基層往往認識不到風險的存在，慣常化思維常引發風險漏判或誤判。結果，基層既不能在源頭上做到防患于未然，又不能有效阻斷風險跨地域、跨層級、跨領域復合，基層薄弱的風險感知和預測能力最終導致各類風險疊加，帶來各類隱患和危害。

    制度上待完善。制度性風險是風險社會破壞力的主要來源之一。現實中，由于基層微觀制度設計不夠完善，初始風險往往通過制度漏洞衍生出更多制度性風險。比如，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，由于部分地方疫情上報制度不完善，形成公共輿論事件，造成疫情管理和輿情管理雙重制度風險疊加。如何織密織細微觀制度之網，防范制度性風險疊加，成為基層風險治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

    能力上有弱項。基層目前的能力體系還不足以應對風險社會的挑戰。受主客觀條件制約，基層在風險應對上捉襟見肘，常常有力不會使、使不出甚至使錯地方。這一方面是由于知識更新與實踐鍛煉不足，基層尚未建立起完整的風險處理能力；另一方面是由于資源受限，基層治理力量尚須強化。

    基層是風險治理的關鍵環節，同樣也是薄弱環節。只有補短板、強弱項，提升基層風險治理水平，才能有效應對各種新問題新挑戰，筑牢維護國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線。

    樹立總體風險觀。我們須從全周期、跨地域、跨層級、跨領域復合的角度理解風險內涵，在全國乃至全球的風險格局中把握本地風險實質，形成全面的風險認識，以破解基層風險事實與風險認識失調的矛盾。同時，總體風險觀并不是抽象的，而是具體的。基層需要在整合風險社會知識和風險治理經驗的基礎上，從本地風險治理實踐中提煉形成具有自身特點的總體風險觀。

    織密微觀制度網。對于基層而言，大而化之地進行制度設計，無法應對風險社會中精細化治理的要求。要建立起風險治理的“銅墻鐵壁”，基層更需要下“繡花功夫”。這需要在基層制度體系與不同層面和不同類型的制度體系之間搭建“安全橋”，扣上“保險鎖”，阻斷風險的跨地域、跨層級、跨領域疊加，讓風險無縫可鉆。

    強化治理能力鏈。應對風險社會，能力變革是關鍵。能力在哪里增強，風險就在哪里削弱。基層只有做到“打鐵自身硬”，才能扛住風險打擊。針對此，一方面應幫助基層在堅持總體風險觀的基礎上，不斷提升風險識別和預警能力、風險應對和處置能力、風險后果評估和反饋能力，建立起與風險社會相適應的現代化能力體系。另一方面，基層也需要提升資源整合與協同配合等方面能力，把多元力量擰成一股繩，不斷拓展和強化風險治理能力鏈條。